我們現(xiàn)在大多認定，中國的近代史是從鴉片戰(zhàn)爭開始的。當然，也不乏有人將清朝開始走下坡路的起點上溯至更早的嘉慶時期，但對當時的人們來說，真正感受到危機和變局，其實是從咸豐朝（1851~1861）開始的。這一時期，內(nèi)有太平天國起義，外有列強進逼，連首都北京也被英法聯(lián)軍攻破，清朝內(nèi)政外交均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(zhàn)。自此以后，權(quán)力下放，地方督撫主導了變法自強運動，但如果是這樣，那當時朝廷在做什么？

毫無疑問，就像歷史中的所有人一樣，哪怕清廷上下在最初遭受沖擊時張皇失措，但總會以自己的方式對迫在眉睫的危機做出反應，因為很顯然的一點是：就算他們僅僅只是想保住手中的權(quán)力，在新形勢的倒逼下，也不得不做點什么。

和歷代王朝一樣，清朝原本的統(tǒng)治所依靠的，是一套復雜有序的文書行政系統(tǒng)，中央的政令正是由此才得以傳遞到帝國的每個末梢，并得以有效執(zhí)行。而中樞的政治決策，則由君主和各部院、封疆大吏經(jīng)由朝會商討決定。

不難看出，按照這樣的設想，國家的有效治理最終應當取決于君主的“勤政”與臣下的勤勉配合。所謂“辨色視朝”，本意就是指每天朝廷上下天蒙蒙亮就開始治國理政，而清人也確實比歷代都更嚴格地將這一點發(fā)揮到了極致，醇親王奕譞在光緒年間還上奏說：“辨色視朝，為我國家一定不易之家法。”不管后世學者對清朝統(tǒng)治有何看法，有一點不可否認：清朝諸帝確實比歷代君王都更為勤政。

按照清代的制度設計，這原本可說是最完美的體制。正如李文杰在《辨色視朝：晚清的朝會、文書與政治決策》一書中指出的，清制為大臣設置了權(quán)力的“天花板”，尤其是雍正設立的軍機處，更是清人“深感優(yōu)越和自豪的制度”，實施的100多年中，“能徹底阻隔權(quán)臣奸相這個對天下安定具有毀滅性的元素的出現(xiàn)”。雖然晚清遭遇內(nèi)憂外患的嚴峻挑戰(zhàn)，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也打亂了原有的朝會議事和文書處理流程，改變了原有的決策機制，但人們的信念并沒有動搖：只要君臣一心、勤勉謹慎，那么理論上說國家就能實現(xiàn)長治久安。

我們現(xiàn)在都知道，這一期望落空了，這并不是因為晚清君臣不勤勉。尤其是1889年接受歸政后的光緒帝，給自己定下苛刻的時間表，每天處理政務的起始時間比前代清帝大為提前。光緒年間御殿聽政，臣子們0:30起床，1:30下園，3:45到園，5:15開始朝會，皇帝也同樣遵行，以至于其生父醇親王奕譞都上奏建議“視朝不宜過早”。然而他們忙忙碌碌，聽政本身卻逐漸淪為一種象征性程序，“從原有的重要政務商討，逐漸演變成例行公務，它對國家政務的影響減弱”，到頭來，“這種重在形式的朝會，犧牲君臣的健康，代價實在不小，就政務運作的實際效果而言，作用卻不大”，變成了一種徒耗精力的形式主義和君臣的負擔，甚至有還不如不搞。

在當時瞬息萬變的時局下，國家治理所遭遇到的挑戰(zhàn)是空前的，可能催生海量的問題，僅憑皇帝個人增加工作時間和強度根本不足以應對，哪怕光緒帝銳意求治、將辨色視朝的祖制做到極致，也仍然一樣?？梢哉f，這種“內(nèi)卷化的勤政”只是讓人們疲于奔命，甚至損害健康，但朝政卻仍然糜爛。這充分表明，當時面臨的是全新的全面危機，傳統(tǒng)模式即便發(fā)揮到極致，仍然回天無力，只能改變機制、另尋出路。

當然，對晚清同治、光緒兩朝皇帝來說，還有一個必須考慮的特殊情形：“垂簾聽政”之下，朝廷的實際權(quán)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被“虛君化”的皇帝再怎么勤政，對現(xiàn)實政務所產(chǎn)生的影響都是有限的，所有人不過是“認認真真走過場”，煞有介事地“表演”而已。也就是說，這個國家的權(quán)力中樞并沒有癱瘓，但它卻已經(jīng)不在皇帝那里，這就愈加使得其勤勉遠離其預期所要達到的效果了。

朝廷也不是沒看到形勢發(fā)生了變化，1861年成立的總理衙門就是明顯一例。中國很多現(xiàn)代化的官僚機構(gòu)都是從這一母體中孕育出來的，然而深入剖析其運作機制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它仍然延續(xù)了傳統(tǒng)的做法，必須全體大臣合奏才能發(fā)出。這就意味著，任何試圖打破成規(guī)的創(chuàng)見都不太可能獲得十余位總理衙門大臣的一致贊成，只有最穩(wěn)妥、保守的建議才最保險。這樣的制度設計，本意旨在將責任分攤到每個人頭上，牽制任何權(quán)臣威脅皇權(quán)，然而這樣一來，在日新月異的劇烈變動面前也就勢必處處被動，很難真正應對時局。

由此也能看出中國傳統(tǒng)政治制度巨大的惰性：盡管外部挑戰(zhàn)已經(jīng)極為嚴峻，身在其中的人也都感受到了，但即便看似現(xiàn)代的理念引入、創(chuàng)設新的機構(gòu)，但在這背后，人們其實仍然根據(jù)傳統(tǒng)的觀念來理解吸收。對當時的袞袞諸公來說，即便要考察西方富強的奧秘、引入議會制度，但重心仍是改善“下情上達”，“師夷長技”乃是為了“中體西用”，補足中國原有機制之不足，而不是另起爐灶。

因此，人們似乎嘗試了各種辦法，卻還是在原地打轉(zhuǎn)。西式的“民主”，在清廷決策中只是一種“形式上的精英民主”，看上去集體參與、多人發(fā)言，但人人怕?lián)熑危w決策往往就朝著最平庸安全的方向靠攏。錢穆在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中曾譴責說：“現(xiàn)在我們的文書制度，層次之多，承轉(zhuǎn)之繁，使人一跑進這個圈套，就無法得轉(zhuǎn)身。再加上民主二字，好像什么事都待集體商量過，于是文書遞轉(zhuǎn)以外再加上開會忙。”李文杰也相信，這種“形式上的精英民主，不但未能發(fā)揮民主決策的作用，反而成為合理決策的障礙”。

然而確切地說，“民主”僅僅只是“集體商量”嗎？這恐怕本身就是對西方思想的重大誤解。在表面的相似之下，清廷那種合議，與當時西方列強的議會民主有著天壤之別，甚至合議達成的共識，也和西方那種各利益集團通過激烈的博弈達成的共識有著本質(zhì)不同。雖然李文杰在后記中認為歷史學不必趕“跨學科”的時髦，“越是將本學科做到極致，便越能貢獻給其他學科”，但他的論述卻正表明，在討論這樣的問題時，引入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視角是很有必要的。

這或許也意味著，即便如今憑借后見之明，歷史學者仍然不易為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找到打破困局的辦法。那部龐大的機器，即便仍然一如既往地維持著運轉(zhuǎn)，但卻越來越難以有效影響現(xiàn)實社會。與此同時，它還有讓人產(chǎn)生一種“我已經(jīng)很努力盡責了”的錯覺，其實卻是在逃避真正的改變。不管怎樣，這段歷史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帝制時代的中國如何維持運作，也彰顯出當時的危機之深重：僅靠對原有機制的修補無法應對火燒眉毛的難題，老辦法即便發(fā)揮到極致也仍然無法解決新問題。

這也為我們重新審視晚清史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：晚清地方督撫和下層精英的興起，恐怕并不僅僅是由于湘軍、淮軍等地方實權(quán)派在太平天國戰(zhàn)亂后的坐大，也是因為在接踵而來的危機面前，身處前沿的政治精英們不得不隨機應變，而當他們一次次比朝廷中樞更能有效應對局面時，就勢必引發(fā)決策機制和權(quán)力結(jié)構(gòu)的變動。吊詭而令人深思的是，朝廷通過“勤政”沒能挽救危亡，而對地方的放權(quán)、激發(fā)民間社會的活力，最終反倒在無形中為清王朝延命了。

《辨色視朝：晚清的朝會、文書與政治決策》

李文杰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

標簽： 辨色視朝 晚清 政治 光緒 歷史